作为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的中国当代大学教授的使命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作为学生，我们应当尊重老师，但是我以为：作为知识传播者和生产者的中国当代大学教师的使命的偏离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混乱现状的一个症结所在。对于此问题的剖析有赖于对“大学”和作为大学的灵魂的“大师”这二者的解读。
    中国人谈论“大学”由来已久，甚至于，对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大学起源，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的虞舜时期。（如果从大学就是一个知识生产与与传播的中心来看的话，这种观点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然而在此笔者的主旨并不在于对“大学”这个概念的历史追究。而在于，在中国高等教育如此堕落的今日，审视当下中国的教育现状，对大学其本身的使命的追问！大学之本在于大师。这就使得对大学的意义追问的问题转化成对大师的使命的阐明上来了。而从某种角度上讲，大师的使命的阐明又依赖于大学本身的应有之责的界分。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早有心得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虽然，《大学》的本意恐并不在阐明“大学”的使命，但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把大学和《大学》里的这段文字联系在一起，并使之内化成为我们的民族对大学的理解。由此，紧接着的，便是在我们心目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对大学里面的大师的期待，即其应当是一群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并带领学生走向明德、亲民、至善的人。在此种本国语境之下，大师至少应当有以下两点应有之意：
   “大师”一则必“师”，即传道、授业、解惑。若违此志，则恐师道不能存。
   “大师”二则必“大”，则是为师必须兢兢业业、为学精进并能够创造知识增量。
    这二者不可偏废的。首先，作为一个大师，若不能“传道、授业、解惑”也就会直接导致学生“无学”之弊。审视当代中国的高校，普遍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现象。教授不上课，上课的基本上很少有教授。或者即使是给教授安排了课，也时常不上（不是调课），纵观理由，无非如下：“参加学术研讨会”、“出差”、“有事”。学生连“大师”都见不到，何谈学“问”？有试问，这样的老师如何才能担当起为师之责？             其二，作为一个大师，若不能“兢兢业业、为学精进”，何以能肩负“大学”之“大”？我们无从知道中国现在的高校里面还有多少混日子的教授们。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日子过的还不错。中国之大，大学也多；国人之多，南郭也多。
     虽言不可偏废，但有所侧重还是必要的。大师的两个使命，各是由他们作为“知识生产者”和“知识传播者”两个角色分别决定的。而这两个使命中，“师”即作为“知识传播者”的使命对于大师来说更为根本，因为大师的作用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体现在他们通过学生（后来作为的社会个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而实现的,这种影响的作用力已被证明是无法想象的。而与此同时，大师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使命其可能产生的作用却是很有限的，其根本在于，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创造知识增量是很一个很缓慢艰难的过程，这种艰难使得这一使命注定不是每个大师都能做到的。这也使得通常情况下，大师的“知识生产者”的角色必须以“知识传播者”这一角色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知识在更大范围里的传播、传承和增加；只有这样，人类的思想才能有更多的碰撞的火花，并造就真正的大师；也只有这样，大师才能持久性的铸成大学之“大”。
     综上，笔者认为，作为知识传播者和生产者的大学教授的使命的偏离是中国目前高等教育弊病的症结之一。中国高等教育的振兴必须以大学教授使命的归位为前提。